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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推进供给侧改革来自于来自企业、银行与地方政府联动的阻力。从企业来说，破产退出的机制尚未完全理顺，阻碍了僵尸企业通过破产渠道实现退出，对国有企业来说，更是如此；企业破产后，原有企业人员如何安置，国有破产企业的资产如何处置，都缺乏一个完善的处置机制，这无疑构成了企业破产退出的严重羁绊。
而从银行来说，“僵尸企业”债权方，并不愿意推动“僵尸企业”破产退出；银行往往是那些“僵尸企业”最主要的债权人，尤其是对那些大型“僵尸企业”来说，其负债基本上都是来自银行，这些“僵尸企业”一旦破产退出，银行负债将彻底失去回收的可能性。为了维持“僵尸企业”的继续生存，部分债权银行甚至不惜继续为原本已经扭亏无望的“僵尸企业”继续提供融资，以临时性解决其持续运行问题。
第六，推进“僵尸企业”破产退出，有来自兼并主体与被兼并者的联合反对的阻力。为什么不想兼并，因为“僵尸企业”难以给企业带来有价值的新资产，“僵尸企业”自身的资产状况非常差，尤其是那些本身不占有特定资源的“僵尸企业”来说，并购的价值更低。再说，对“僵尸企业”的兼并相对容易，但后期的整合重组却困难重重。从“僵尸企业”来说，自己不想被兼并，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一旦被并购，不仅会丧失经营自主权，而且会失去长期以来享有的特定行政级别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特定待遇；尤其是那些临近退休的特困国企负责人，其维持独立运营、反对兼并重组的动力最为明显。对国有“僵尸企业”来说，员工主要担心的是随着并购的发生，可能会导致员工身份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未来工作的稳定性和待遇的可预期性，特困民企的员工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反并购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