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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历史思想中，很早就有了关于对社会历史变化的认识。上文引史墨的言论，是很典型的例子。稍晚成书的《易·系辞》也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138]这也是解释历史变化的典型论点，那么，历史变化是循着何种走向呢？大致有三种回答：一是前进，二是循环，三是倒退。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历史进化思想是主要的，历史循环论和历史倒退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小的影响。战国末年，邹衍把五行说罩上神秘的外衣，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他认为历史是按照五行的原理循环转移的，每一个时代受五行中的某一行支配。一个时代的帝王将兴起时，天必显示祥兆，而这种祥兆符合于支配该时代的某一行的“德”。具体说来，历史是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循环。这种论点，承认历史是按照某种秩序在变化，但它曲解了历史变化的法则，认为历史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循环。这种论点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是主张“天人感应”的。战国末年至西汉时期，历史循环论有很大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历书》序中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又说：“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从这里不难看出“五德终始”说的影子。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位朴素的历史进化论者。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于秦皇朝之兴灭这样一个有重大争论的问题的看法上，他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139]又如他对于分封和郡县的认识，都能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加以分析，肯定汉代实行推恩之令，削弱诸侯，而置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阨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140]。上述两件事，是西汉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十分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司马迁以朴素的历史进化的观点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不仅有历史认识的价值，也有现实的意义。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还反映在史家对于“中华”、“夷狄”之相互关系的认识上。杜佑在《通典·边防典》序中写道：“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质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唯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141]他还认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142]他进而从地理环境的因素阐述了“中华”和“夷狄”在文明进程上出现的差别。所谓“夷夏之防”是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杜佑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说明“中华”本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夷狄”之所以落后于“中华”则是客观上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杜佑的这些认识，同司马迁看待秦汉之际的重大政治得失一样，具有历史认识的价值和现实的意义。王夫之也具有鲜明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这贯穿于他的《读通鉴论》一书中。他的总的认识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143]这是着重从古今制度上指出了人们应当随着历史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治理天下的措施。王夫之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是针对邹衍、董仲舒的历史循环论而阐发的。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朴素历史进化思想的发展，往往又是在批判历史倒退论的斗争中前进的。《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在柳宗元之前即撰有《封建论》一文，他针对曹冏和陆机主张恢复分封制的主张写道：以往“著述之家”，“多守常辄，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恢复分封制，无异于“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汉）曹（魏）之末”[144]。他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人们不能从已经进步的时代倒退回去。唐初，魏徵建议唐太宗于大乱之后实行教化政策。封德彝反对说：“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魏徵反驳说：“若言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145]魏徵后来协助房玄龄监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并主编《隋书》，撰写了《隋书》史论及《梁书》、《陈书》、《北齐书》帝纪总论，对唐代史学发展有很大影响。他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同当时的政治思想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李百药、魏徵、杜佑、柳宗元、王夫之等，都有共同之处。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