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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南朝宋人范晔撰《后汉书》，重视“论”的自觉程度就显得十分突出了。他不仅在纪传的卷末既有“论曰”，又有“赞曰”，而且对他所做的“论”自视甚高。他这样写道：
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3]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范晔对于史书中“论”的重要性在认识上确已超过前人。至于他在这方面的自我评价，后人看法不一，但以正面评价者居多，这里不来评论。需要指出的是，范晔于《后汉书》卷末既已发“论”，又饰以“赞”语，实为多余，后人仿效，更是加重了它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