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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讲过，不管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可以进入理论的领域，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假如有一种理论通过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真理，那么在考察的时候就可以把在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依据，不必再次去追溯求证。然而，在这种理论还没有成为真理时，在考察时就一定要追溯到底再次求证。如果经常这样，著作家就会感到非常烦恼，因为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而且要想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研究分析，都从问题的源头开始考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范围，著作家就只好满足于自己随意提出的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这些主张是随意提出的，然而在别人看来就是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因为这些理论本身就不够清晰，而且也没有得到实践证实。
所以，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即真理，才是批判的重要依据。倘若批判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是无法使人得到教训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令人心悦诚服，并经得起考验。
假如认为理论可以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含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考察实际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这也是一种误解。倘若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一丝一毫侵犯神圣的理论，这简直是可笑的书呆子的做法。创造理论的那种对问题细致分析的精神，同样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只有批判具有这种精神，才会进入真正的理论研究领域，从而更进一步说明对它非常重要的问题。相反，假如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照搬理论，那就根本不可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研究得出的所有肯定的结论，比如原则、规则或方法等越是成为呆板的条文，就越缺乏普遍性，就越远离绝对真理的性质。这些理论本来是供人应用的，指导人实际行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只能由实际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决不能将理论上的这些结论用以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不能与步兵同一战线，而应在步兵的后面，这是战术上的一个常识规定，然而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不加分析地加以指责却是愚蠢的。在批判过程中，首先应该探讨违反这一规定的原因，只有在发现违反规定的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加以反驳。再比如，理论上已经明确指出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几率，然而，凡是采取多路进攻而又遭到失败的情况下，不加以分析就认为失败是由多路进攻造成的；或者是采取了多路进攻，并且获得了战斗胜利的情况下，又反过来说理论上的规定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法都存在片面性，是不合理的。上述两种观点都是批判时的分析精神所抵制的。理论上经过分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确认了的，批判时就没有必要再重新确定了。理论上所以做出明确的规定，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论据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