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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家特别是近代史学者虽以康有为为研究对象，但却不自觉地移情于公羊之思，引康氏热衷的“人为设计论”为同调。下面试举一个理论个案略加评析。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得出的结论却是五花八门，矛盾百出，现在仍呈现出莫衷一是的局面。这种局面的产生首先可归因于对一种“历史起源论”的迷思。一般论者在研究之前大多已对义和团的发展性质作了预设和假定，这类假定包括：第一，义和团是沿袭数千年的农民起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义和团运动是一种历史进步时段中的一个环节。如果细分之，这两个设定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义和团运动只不过是一种早已存在的起源形态的表现而已；第二，它的本质已经被预先规定好了。任何具体研究必须为说明这种本质的合理性做出论证，除此之外，其他的说明都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比如我国史家总是下意识地反复寻找和认定义和团与白莲教的渊源关系，甚至到了十分牵强的地步，其背后的理论预设无非是因为白莲教已经被定性为农民起义，如果不把义和团与白莲教扯上关系，就不足以证明农民革命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连续性。这项对历史性质的自我圈定实际上等于说，义和团运动只能反映出某种设定本质的表现，而不能根据具体的历史情景再额外得出什么例外的结论。从表面上看，这是前述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主义思维定式的一个案例，可是从本土语境中观察，我们毋宁说义和团运动研究个案是传统起源迷思的变相反应。[59]前述“公羊叙事”的一个特点就是主张历史阶段的任何演进，均不是自发秩序的形成过程，而是早期人为设计的不同体现，甚至每一时段的本质特征的规定都是圣人的手笔，已不用后人操心，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昭显这种本质而不是为了解释不定历史情境的变动。[60]义和团运动研究在这种起源迷思上与“公羊叙事”实属异曲而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