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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看来，所谓“革命之道德”，并不复杂，归根到底，只需做到两点：“公廉”与“贞信”。“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31]。所谓“公廉”，即能去富贵利禄之心。章太炎注意到，在留日学生中，初往者多“颖锐陵厉”，慷慨激昂，但学愈就，则气愈堕。所以加入义勇军者大抵是留学不及一年之人，而革命党中热衷于倡言“借权督抚”者，则必为学业已就者。究其心理，无论是“劳苦为学，固将以求报偿”[32]，还是借口向督抚“借权”，以求“事发不为害，革命成仕宦如故”，都无非沉湎于富贵利禄。故名利之念不亡，而欲其杀敌致果，舍命不渝，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革命党人而谋“借权”，必将是“权不可借而己反被借于人”[33]。所以，他说：“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中霉菌，可以残害全身”[34]。
所谓“贞信”，就是重然诺，轻生死，勇于实践道德。章太炎说：“今之革命，非为一己而为中国，中国人人所共有，则战死亦为人人所当有”。“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确固坚厉，重然诺，轻生死，则可矣”。他有感于革命党中有些人以巧诈为贤能，以贞廉为迂拙，“虽歃血莅盟，犹无所益”。故立一会，建一事，少有始终。其或稍畏清议，而借口更有他事当为；或知祸至，则借远求学术，委而去之；无非勇于高论而怯于践言。因而他强调，革命党人除必须做到顾炎武提出的“知耻”、“重厚”、“耿介”三事之外，当另加一事：“有信”，即言必信，行必果，有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勇气[35]。黄侃还进而将革命党与立宪党加以比较，指出备尝艰险，抛家舍命，为革命党义所当为。他说，立宪派好名，慕势竞利，故“畏死”，虽口曰不避艰险，实则“藏身最固，避死最精”。其安居一室，所交者大抵皆浮华之士。在国外若政党；返国后，上可为政府之谋臣，下可为诸侯之策士，最下者亦可据一乡以自霸，结一官以自豪。富贵显荣如操左券，妻妾儿女尽享欢娱；反之，革命党人奔走关河，出生入死，所交者大抵皆枯槁之士。甫入境，即指为乱党而受诛，眷属宗姻皆将不保。因此，“两两对观，宜人之乐”，在前者而非后者。图利禄安乐者，当人立宪党，既入革命党，则当自绝名利，重然诺，冒万死以救国，无所迟回：“吾党之志，以敢死为先，吾党择人，以谨愿为要”[36]。所论义正词严，令人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