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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对于中俗西化更是全盘肯定。他说“至于我个人，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42]。
当胡适认为他“全盘西化”的说法不妥，以“充分世界化”的口号代之，并告诫人们不要沉溺于是否人人都要吃西菜、是否见了男人也要脱帽子等琐碎争论时，陈序经还撰文反驳了胡适，认为中国人在礼貌、饮食等方面的全盘西化也是没有理由要反对的。
对中俗西化持有保留肯定态度的人居多数，李大钊、蔡元培、梁漱溟、胡适，甚至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陶希圣等人都是如此，只是在“量”上有多有少。
李大钊写了《新的！旧的！》一文，文中列举了中俗、西俗在中国的并存与矛盾：在礼节上，“……贺年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在婚姻上，“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在“行”上，一条窄路，“其间竟能容纳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新的嫌旧的妨碍，旧的嫌新的危险”[43]。怎样解决这些矛盾呢？他认为一应增强创造力，增加社会富力；二应培养起新精神，创造一种新生活，使老人青年都能“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他把这种肯定新俗西事的思想表达得更明确，认为中国的“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较之西洋的“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吾日常生活中之一举一动，几莫能逃其范围，而实际上亦深感其需要，愿享其利便。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只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皆可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涛涛殆不可遏。”[44]